王运涛：《孤注一掷》中“关系叙事”的艺术特色

(相关资料图)

近日，由张艺兴、金晨、王传君等主演的犯罪题材电影《孤注一掷》票房持续走高，成为2023年暑期档的最大黑马。作为犯罪题材的电影，影片中的“关系叙事”是最大看点。导演申奥非常擅长将主次若干层面的关系相互纠缠、立体交织，形成明暗交织的关系网，用以表达共时状态的叙事内容。导演讲述了以潘生和安娜为主的几组人的命运，讲述了受骗者与幕后黑手、受骗者与新的受骗人、受骗者与两国警察之间的“精彩互动”，尤其是潘生和安娜饱受摧残的悲惨遭遇，使观众充分看到罪恶环境对人的制约和塑造，特别是无助男女在强大的罪恶实力面前的孱弱无力，由“被骗”到“骗人”的转变无非是弱者逼不得已适应生存的手段。

《孤注一掷》通过几组关系编织成经纬交错、疏密有致的“关系网”，为观众呈现了夜幕下缅北诈骗现场的骇人场面，细腻的关系呈现令人惊叹不已。整部电影剧情紧凑、逻辑清晰，层层递进，电影一开始便采用了“Y”字形的叙事结构，先讲了张艺兴饰演的“码农”潘生“身陷狼窝”的曲折经历，又交代了金晨饰演的模特安娜“误入虎穴”的坎坷遭遇，两人最后在缅北“诈骗工厂”的厕所相遇产生交集。故事由此展开明暗两条线，明线是安娜安之若素“我要留留下来完成业绩”，暗线是潘生心心念念“我要走走向自由”，然后在潘生的暗中帮助下安娜顺利完成业绩，却遭遇王传君饰演的大BOSS的强制挽留。至此，明线暗线互换，安娜萌生强烈渴望早日走出贼窝的执念，开始处处留心寻找逃跑的契机，由此转为暗线；潘生则为了救助安娜免遭迫害，开始由暗线走向前台，呈现出留下来合作赚钱的行动。

《孤注一掷》通过精彩的人物关系来挖掘人性之善和人情之美，呼唤恶劣环境下渐稀渐少的善良品格。虽然《孤注一掷》在刻画缅北被骗者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中写尽了人性的残酷、丑恶、猥琐，如伪善的招聘者精心设计骗局，接警的警察与罪犯蛇鼠一窝，笑里藏刀的大BOSS一边拜佛一边杀人等，但影片也展现了恶劣环境下弱者“抱团取暖”的言行，传递了“无情世界里微弱的温情”，揭示了罪恶环境下弱者生存的“不得已”，以及贪婪者遭遇网络诈骗的悲惨结局。显而易见，影片是以理性审视的态度，以“还原犯罪现场”的场景设置，营造受骗者一步一步走向人生深渊的艰难历程，冷峻通脱地观照“受骗者”制造更多“受骗者”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自身弱点，将人性的卑鄙作审丑呈现，完成对严峻的缅北犯罪现场生存状况的思考与追问。

《孤注一掷》以安娜的成长轨迹展示了美丽女性如何在复杂社会和暗黑世界中栉风沐雨、挣扎搏击而最终涅槃般获得新生的过程。无论是对潘生抗争精神的褒扬与赞颂，还是对安娜心存幻想心理的反思和叩问，以及打手阿才对安娜的“沉海”与“救赎”，都在探索人性之复杂残酷中完成对缅北现实的映射。但影片有意将大结局放在最后，表面上看是导演设置悬念的叙事技巧，其实从某个角度而言，这却是导演在蓄势表现拯救缅北“受骗者”这个过程的艰苦，既让观众看到了中国警察在遭遇缅北村民疯狂攻击后被困在大火燃烧的警车里的无助，也呈现了中国警察在即将无功而返的机场里收到救助信息后，有勇有谋地组织实施抓捕罪犯的有力行动。中国警察对罪犯的抓捕过程，也是安娜涅槃重生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叙事关系围绕着“罪”与“罚”两个层面展开，罪恶来自大BOSS和阿才对受骗者的暴行，关狗笼、打断腿、指尖钉竹签、脑袋钉钉子等，罄竹难书，罪大恶极，而大BOSS和打手阿才对被骗之人的罪恶摧残最终在中国警察的奋力抓捕中受到惩罚。

《孤注一掷》多层次多方位地抒写着人们对生存的渴望及对美好人性的执着守望。即便是被观众认定为“铁血打手”的阿才，也在拍下将安娜“沉海”的镜头后，又将其捞起送走；即便是被观众认定为“残忍伪善”的大BOSS，在即将遭遇抓捕的时候也仍在努力设法妥善安置自己的女儿。影片以无限悲悯的情怀直面人性的复杂幽暗和缅北夜幕下的罪恶生活，从罪恶生活中挖掘独具审美意义的“温情时刻”。显而易见，影片的名字《孤注一掷》刚好概括了王大陆饰演的阿天拿卖房的800万疯狂下注的“赌徒状态”，赢了就想继续赢，输了就想下一局赚回来，甚至为了有机会疯狂去赌，不惜欺骗奶奶、逼迫妈妈、推搡女友、伤害自己，最后的“纵身一跃”落得个“一声叹息”。

总之，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社会性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影片中几组人物关系的纠缠交织，既惊心动魄又虐心揪心，使得观看《孤注一掷》成为一个特别揪心的过程。这不仅在于影片对缅北罪犯残忍手段的形象揭示，对赌徒人性幽暗的深度勘探，对受骗者即将陷入深渊的无比担心，对贪婪者嗜赌如命悲惨下场的隐隐预判，而且在于演员精湛的演技和饱满的情绪，很容易将观众带入境外网络诈骗黑色产业链的“最前线”。而在影片的最后，手持赌场筹码的“杀手”，已经悄然坐到了潘生分享“逃生之旅”会场的最后一排，显然会让观众的心弦不由得再次绷紧。

（作者：王运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